读《冯有兰自述》随感 文/王赫赫

随笔一：

冯有兰在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思考后得出结论。并用“共相”“殊相”二概念来说明。他说“共相”可学，“殊相”不可学。“共相”是抽象的，“殊相”是个别的具体的。

我原本一直对“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话不知如何理解，就是弄不清究竟何为“学”，何为“似”，“学似”的界限在哪里，现在我便恍然有了答案。

“学”要学其“共相”，是为“真学”，若只学“殊相”就是所谓“似”，是毫无意义的了。直到我看了冯有兰对于“批评继承”和“抽象继承”的表述。也才认识到绘画中继承的方法。始终困扰我的学习继承的问题才有了答案。徐悲鸿的“古之劣者改之”就是“批判继承”的具体做法。“抽象继承”是要寻得传统中优秀的精神去继承其“共相”。这样也才能避免愚笨的继承它的表面。

随笔二：

冯有兰在四十年代，开始意识到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他说：“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这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如果我此前所画的都类似于哲学史家所作的工作，那么我现在也要有意识的往着哲学家的道路上行进。在画史上，有多少重复前人或被前人所囿的画家，包括“四王”在内，他们都应是“哲学史家”。而那些开宗立派，有明确自身画风的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讲的是自己所想的。这一点对于我十分重要。

冯有兰在八十年代回顾自身的旅程中讲道：

“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

这段话放在五四时期所有从事绘画的人中也同样适用。

随笔三：

冯有兰说“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于如何创新很有帮助。

又说“我所能做得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

我所做的也是要把中国绘画中永恒不变的东西阐发继承，作为中国画发展的养料。它的确是中国画发展的来源，而且是我认为这是我所走道路的主要来源。

随笔四：

冯有兰在修订《中国哲学史》时，三十年间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定本。他说“我一直在左右摇摆，踌躇摇摆是由于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表现为如何继承精神遗产的问题。”

这似乎可以解释我的作品为何总是左右摇摆、踌躇，说到底也是如何解决中西、古今不同文化之间矛盾的问题。
然而，我们终需摆脱摇摆认定自己所走的路。对于继承传统，潘天寿的“常与变”和冯的答案是一致的。